If I were a fly,I would fly around and definitely cause some chaos.
很好！我終於開始像是個唸電影的學生了，每天有看不完的紀錄片，其實也可以不用這樣的，但自從看過Frederick wiseman的Titicut Follies之後，一直以為自己什麼片都看得下去的容忍度，瞬間受到重創，我在心裡有一個聲音說：要是有機會拍這樣一部千載難逢而且前所未見的片子，我寧可不要拍！然後，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便是,你這樣還像是個要唸紀錄片的學生嗎？於是我幾乎每天往返圖書館借還DVD,並趕在２４小時內把他們看完．
這部片就它忠於真實的紀錄，其實算是經典之作，它呈現了一個社會制度的運作－監獄，以及囚犯在獄中所承受的壓抑，荒謬，畏懼，刑求，還有權力施加在他們身體和心理上的凌虐，許多人在這個過程中蒙受人格上的扭曲，心智的喪失，苟活於世的不堪，乃至死亡，但令我疑惑的是導演拍這部片的意圖，以及為什麼這部片能被拍攝完成，在這之後又曾經長時間被禁播。原先它是作為法律相關科系的教材，所以，並不是給一般人看的，通常像這些監獄或軍隊中的面暗面，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會留下些鐵證，如果不是被偷拍，就是逞兇者誇耀自己權勢下的產物，但是，攝影機卻那麼大剌剌地，旁觀著典獄長刑求犯人找樂子，儼然像是他的御用攝影師一般。
每當我們看完一段慘不忍賭的畫面，就會有一段樂器演奏或獄中同歡的歌唱畫面出來串場，你可以說這是諷刺的手法，或是強烈對比的運用，但是，我實在沒有辦法這麼善意的理解，而更直接的感受是，那只是為了讓”觀眾”可以喘口氣，看下一個更不堪的片段，我並不是希望拍攝者或導演去改變什麼？只是覺得這個拍攝其實是另一個權力的共犯，它不只躲在攝影機後面,還在特權的肩膀上,明明紀錄那麼多特定對象的遭遇，但是，這些被拍攝的對象，是一群根本沒有權力對攝影機說”不”的人，只要一張許可證，就可以合理化拍攝的正當性，囚犯為自己作錯事付出代價或接受懲罰是一回事，但是這整個過程無選擇的被攤在鏡頭下又是另一回事，有時我真希望攝影機不要再跟著那個快被整瘋的囚犯吧，攝機影在的地方，總會有種有形或無形的鼓勵效果，讓典獄長更樂此不疲地想著有什麼新花招，可以玩給鏡頭看,所以,我實在無法說,那只是一隻貼在牆上的蒼蠅,對現實世界一點介入都沒有。
總之，我並沒有辦法說服自己：這就是客觀紀錄，紀錄片就該作這樣的事！或是用”觀眾有知的權力”這麼正當化它，總覺得人最深層的隱私和尊嚴有著更不可讓渡的價值，不能以權力的方式被剝奪。
過了幾天,我看了Maysles兄弟的作品"Salesman",這是部美國紀錄片,描述在二次戰後,極為普遍的door-to-door salesman生活,跟著四名推銷員,看著他們懷抱著美國夢的憧景,提著沈重的皮箱,自信滿滿的走出公司大門,卻被一個個接蹱而來的閉門羮摧毀所有的鬥志.
他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轉動方向盤,到鳥不生蛋的地方去賣聖經,可是,人生的方向卻在這一個過程中變得更加的混濁不明,在挫折和業績壓力的驅使下,他們對顧客的進逼和施壓,就像是令我們厭惡的推銷員嘴臉,而你想到了他的困境,他敲著下一個門的勇氣，他終於登堂入室的希望，以及被婉拒的頹喪，就會看到推銷員/顧客,觀者和被觀者間的緊張,那個張力在考驗著人性,最後你真想說:好了,你不要再逼那個虔誠但貧窮的老太太,你把聖經賣給我好了,雖然我不是上帝的子民.
這其實是一個很美國文化的故事,他只是簡單的去突顯中下階級想要力爭上游的困境,但是人物的情緒變化和社會環境的拉扯,帶出了整個過程的張力和戲劇性,我後來聽了導演的專訪,他說,在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是很難置身事外的,也許我們無法改變或介入事件的進行,但是你的鏡頭中可以是充滿愛和同理,有時這是無意識的自然反應,你在現場感受,透過鏡頭回應油然而生的情緒,可能是一個角度,一個觀點的改變,或者凝視的時間長短，不知不覺中你的掌鏡被柔化了或被強化了,你很難用意志事先決定,那不至於改變什麼現實，但是傳達出來的情境絕對是真誠地(authentically)足以被觀眾覺察，人們會很直覺的感受到那是見獵心喜的嗜血，還是故事中的關鍵情節.
後來,我看了書才知道原來Albert Maysles在拍紀錄片前,是一個心理學的學者,我想這影響著他之所以如此敏感且柔軟的去感知許多看不見的因素,怎麼作用在自己拍攝的過程,我覺的有趣的是,有時我們打開鏡頭,從那個框框看世界的時候,會天真的以為自己外在於框架內的世界,可是當人們坐在螢幕前,他們會從一個更大的框發現,不對!你明明在那個框框裡,可是怎麼可以假裝你不在現場.這令他們很不滿足,因為他們甚至把自己浸入了這個被建構出來的框架,所以,我們到底站在什麼位置?回答之前,有必要自問什麼是你的框,當你看到它的層次和延伸時，就會發現自己其實只是整體的一部份．
昨天我無意地在廣播中聽到了一個有關英國紀錄片運動和歷史的特別節目，我聽到了英國紀錄片之父－Grierson在過去接受專訪中，提到了紀錄片發展的血淚史，紀錄片被商業片趕出了大螢幕，沒有舞台把他們的心血和技術呈現出來，他們就在ｂar/coffee shop/community／TV播放，儘管如此，他最後竟然說：”我很自豪地說，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紀錄片環境”，可以這麼驕傲地說這番話，是不是很令人羨慕？他們有系統地建立豐沛的資源，不管是第一手史料．影像庫或理論研究，的確讓，如我一般的學生，可以在困惑的時候，從它的歷史，素材或理論中，找到立足點和各種可能性，並見識到了這個領域的浩瀚．
因為這麼一個問與答的追逐,我覺得學習是一件愉快的事,那不是課堂上的高談濶論,只是一個小小的發現,小小的領悟,彷佛在問了第一個問題後，才真是學習的開始，它像是個雷達似的，搜尋並過濾著經手過的各種訊息，直到找到它要的答案才肯休息。
